一、有利方面

　　1．可以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提供新的资金来源。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国有企业自身积累不足，缺乏技术改造所需的资金，限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缺乏技术改造所需的资金积累必然导致企业发展缺乏后劲，一遇竞争即面临困境。
  国有企业要转换机制、走出困境，一要靠深化改革，二要靠加大技改投资力度，三要靠减轻负债和社会负担。这三项措施都需要资金投入。当前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企业自筹，三是利用外资。由于企业负债日益加重，偿还能力不足，贷款越来越困难；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恶化，已没有积累的能力。
  因此，直接利用外资就成为国有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直接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对弥补工业技改的资金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持续地进行技术升级换代，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改投入，即使企业目前经济效益比较好，在长期竞争中也将难以维持。
  天津的一批家电企业，电子通信产业企业和一些机械工业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外商合资的。这些企业合资后，不仅提高了市场竞争力，而且增强了发展后劲。

　　2．可以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近年来引入中国的技术绝大多数并非是其最先进的，有些甚至是已经处于衰退期的成熟技术，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技术仍高于国内水平。
  跨国并购可以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并通过技术外溢和扩散等途径带动国内同行业企业的技术升级。由中方控股的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公司，现在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程控交换机生产企业。在电梯业，我国企业先后与瑞士迅达、美国奥的斯、日本三菱和日立分别在北京、天津和广州建立四个合资企业。
  十年间，中国电梯行业在技术上进步了30年，产业规模和产量提高了几百倍。在四家合资电梯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有100多家小电梯企业也还在发展，仅有很少一部分的高级电梯需进口。

　　3．可以促使国有企业转换机制

　　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国企产权关系不明晰，投资主体不明确。
  近十年来，国企不断进行改革，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企业效率与就业之间、骨干企业与其负担的社会福利团体之间的关系始终不能有效理清。国有企业引入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国有企业与外商资本的结合，不仅改变了国有企业单一的资产结构，而且通过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使产权关系明晰；国有资产与外资合二为一，资本追逐利润的属便显现出来，一改国有资产动力不足、约束力软化的弊端；资本要求增值的本将毫不留情地排除一切非生产经营因素的干扰，甩掉企业的“包袱”，实现要素的合理组合和技术进步；由于合资企业外商参与管理，并参照合资企业法运作，这就从产权和法律制度上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
  与此同时，合资企业采用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在工资制度上引入激励和约束机制，并依法建立起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使企业成为能够与市场经济完全接轨的市场竞争主体。与此同时，并购重组时国企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协商，采取多种途径来解决富余人员的安置和债务偿还问题，这对处于停产、半停产和严重亏损状态的国企来说更是一条较好的出路。
  

　　4．可以使国内企业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

　　根据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种产品的生产依次在创新国、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时候，跨国公司会考虑已有的分支机构和生产能力。
  在同等条件下，如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其权益，会优先考虑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来，从而使中国较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一定的技术优势。

　　5．可以培养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

　　通过并购，跨国公司可以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带入中国。
  企业并购后在其中工作的中方技术和管理人员，将构成未来中国企业的有生力量。

　　二、不利方面

　　1．技术方面。

　　技术竞争是企业竞争的核心。前面已经提到，单纯依靠并购由跨国公司引入先进技术存在很大的局限。
  跨国公司一贯依靠技术垄断来实现其对市场的不同程度的垄断，而且往往对市场垄断程度越高，就越不愿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跨国公司看重的是东道国的市场，不会心甘情愿地在这个市场上培育出一个强劲的对手。以汽车工业为例，据国内学者研究，从50－60年代对拉美汽车工业的控制，到80年代后期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控制，跨国公司实行的首先在于非股权控制，而不是以股权控制为主。
  外国汽车公司直接投资中国的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对建立的“四大中外合资企业”的控制主要不是来自股权控制，而是从市场标准、技术缺口、品牌和知识产权及质量认证等方面，使中国的汽车工业四大合资企业完全置于外方的控制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汽车业（主要是抬轿车）自主开发能力以及高水平地达到国际要求的国产化能力难能进步是不令人奇怪的。合资10年，上海桑塔纳戴着“十年一贯制”的帽子，并没有什么开发能力可言。相反，有迹象表明，限制合资企业中方的自主开发能力是某些外商喜欢用CKD（完全散件组装）方式的原因。
  在这种CKD的模式下，中国企业永远只能获得即将过时的生产技术，甚至连这种技术也无从获得。中方尽管拥有多数股权，但技术引进决策权掌握在外方手中，只能沦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低级加工组装工厂。
  这反映出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和研究开发掌握在母国手中，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作用极为有限。

　　跨国并购后，跨国公司于公司可以通过对当地技术研究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科技开发素质，这可能改善国内的技术创新环境，因为科技开发人员可以在国内外厂商之间流动。
  但是，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同时还会提高技术人员的雇佣成本，这就从相反的方向影响了研究开发成本。而且，正是由于财务雄厚的跨国公司抬高了技术人员薪水，国内企业的研究与开发队伍稳定更差了，这可能对这些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连贯带来深刻的影响。
  总的看来，跨国公司对国内厂商创新能力这方面的影响非常复杂，很难估测其净效应。

　　技术扩散是国内厂商研究开发创新动力和能力受影响的另一渠道。由于研究人员在公司间的流动导致的技术泄密、产品拆装等模仿手段的使用，以及跨国公司本身的示范作用等因素，都避免不了导致跨国公司技术不同程度的无意扩散。
  它虽可能使国内厂商获益，却也会抑制它的技术创新动机。在存在技术扩散的环境，不仅模仿者的产品会使创新厂商失去一部分市场，使后者无法实现其创新的全部价值，而且模仿者还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对对手未来的市场地位形成潜在威胁。
  所以研究开发溢出效应降低了厂商的创新动机。

　　2．跨国并购可能会抑制国内企业家要素的积累和成长。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依靠资本、技术等要素的积累和成长外，更重要的是依靠本地企业家要素的积累和成长。
  企业家要素是当地技术、生产和组织创新的源泉，也是调动当地各种资源，形成当地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关键要素。跨国公司在兼并与收购后为了贯彻其全球战略，往往会控制公司的主要领导地位，原有中方领导者或者被迫服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安排，或者被排挤到次要位置。
  同时，跨国公司为在东道国取得垄断高额利润，往往采取倾销等手段打击国内同类竞争者。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在广告、销售渠道等方面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往往使得国内企业家无法与之抗衡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或者陷入苦境。
  国内手机市场洋品牌一统天下，胶片市场上柯达、富士两巨头的低价倾销，以及饮料市场上两家“可乐”的称霸，无一不体现了公司对当地企业家要素的压制与排斥，结果造成相应领域本国经济长期发展动力的不足。

　　3．会导致本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依赖。
  

　　在当代国际分工中，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管理技能和销售技能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基础。中国的企业一般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与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地被跨国公司卷入国际分工活动，这就造成其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依赖。
  

　　4．可能会导致国民财富的流失。

　　跨国公司在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时，倾向于低估国有企业资产，在国有企业处于经营困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并购前没有对国企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合理评估，往往会在并购中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近年来与外商合资的国内企业的名牌、商标一个个消失，应在未来并购中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此外，并购后外方的利润汇出也值得关注。目前我国市场机遇空间广阔，外商把大量利润以再投资的形式追加到三资企业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当外商完成规模扩张后，大量利润汇出在所难免。外商垄断了我国的某些行业，使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正常利润，而且也能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这是国民财富的巨大流失。

　　5．可能会削弱国家宏观调控力度。
  

　　一些公司的子公司已经遍布于我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并在部分行业形成寡头垄断和独家垄断的局面。这些行业经营发展战略，已经脱离了国家的行业监管，如子午线轮胎、液压挖掘机、程控交换机、部分家电产品，在企业数量、生产品种和规模、生产布局等方面，行业主管部门、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都无从干预和协调。
  跨国公司母公司从其全球战略经营出发，来安排子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不仅背离的行业总体规划，而且使国家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手段的调节力度下降。例如，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它们在我国国内的子公司可以对金融政策作出较少的反应；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以采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抽逃利润的方法，使企业长期微利或亏损，以逃避税收，从而损害国家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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